前几天，路遇一熟人咣闲，他说最近拉着80岁的老父亲去了一趟山西，到洪洞大槐树寻根祭祖去了。问他祖籍山西人？他说是吧，听村里老辈人代代口口相传，祖上好像是明朝山西大移民来到平凉的，族谱上也是这么写的。老父亲一直想着去山西看看，所以就带着他老人家去认祖归宗。
其实，把山西洪洞大槐树当作“梦里老家”的平凉人很多。针对这一现象，多年前笔者写过一篇文章，曾经就陇东民间传说的“祖先是山西洪洞大槐树”进行过考证辨析，得出的结论是：我们不一定都来自山西，有可能是其他地方的人，经过洪洞大槐树移民集散点中转，再分流迁徙来到陇东。然而，最近看到的一些有关山西大槐树及明朝移民史的文献史料，颠覆了我当年的假设。
民谣与乡愁：解手、背搭手与两瓣趾甲
在陇东的平凉、庆阳乡间，老人们蹲在墙根下晒太阳谝闲传，常会扯起祖辈的往事。说到根脉，便有那句耳熟能详的民谣：“问我祖先在何处？山西洪洞大槐树。祖先故居叫什么？大槐树下老鸹窝。”为了证明这个说法，有人会脱下鞋子，指着脚上的趾甲盖，一本正经地说，这是祖上传下的印记，是山西移民的凭证。
若在路上遇见老者背搭手走路，会正色道：“这可以证明我们是从山西洪洞大槐树下来的。”要是谁内急如厕，不是像现在人说“上厕所”或“去洗手间”，而是说“解手”。据传，当时为了防止移民逃跑，都被反绑双手，用一根长绳连结，谁要大小便就必须报告官兵，解开手上的绳子才能方便，“解手”一词由此而来。而移民们反绑双手的动作，也演变成了一些陇东人走路背搭手的习惯。
这些民间记忆，在陇东大地流传得如此真切，仿佛那株遥远的大槐树，就长在自家祖坟旁。然而，当我们翻开泛黄的史册，拨开层层叠叠的传说，却发现这株“根脉之树”，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枝繁叶茂。
“解手”一词，常被当作移民史的铁证。可考据词源，此说便站不住脚。早在先秦文献中，便有“解”字表排解之意。东汉王充《论衡》写道：“人中于寒，饮药行解，所苦稍衰”，这里的“解”便是排便。元代杂剧《盆儿鬼》里更是直白地说：“俺可要起来小解了”。可见，“解”作为排便的用法，远早于明朝，而“解手”作为双音词，是因“解溲”的“溲”与“手”音近，为方便称说而逐渐形成的。它本是语言演变的产物，与移民的绳索并无干系。
再说“背搭手”。陇东人走路，确有不少习惯双手交叉背于身后，这被附会为当年移民双手被缚留下的“后遗症”。可有学者翻遍《明实录》《明经世文编》等官方文献，乃至明清时期各地的地方志，均无“捆绑移民”的记载。明初移民虽有强制成分，但更多是通过政策引导，如减免赋税、发放路费。《明太祖实录》记载，多是“徙民垦荒”，而非“押解囚徒”。陇东各地明清志书文献，更无“捆绑解手”的官方记录。这“背搭手”的习惯，或许是地域性的体态特征，却被硬生生套上了移民的悲情外衣。
至于那个“小脚趾甲两瓣”的说法，更不靠谱。老辈人都知道这个故事：当时山西人不愿背井离乡，官兵为防止百姓逃跑，就在每个人的小脚趾甲上刻了一刀作为标记。至此，便有了“小脚趾甲两瓣都是山西人后代”的民间传说。这种复形趾甲，在遗传学上属于一种“显性特征”，只要从父母任何一方遗传到这个特征，它就会在你身上表现出来，并不是只有山西人才有，甘肃、陕西等地同样常见，与移民迁徙并无必然联系。可在大槐树传说的影响下，它被赋予了“移民印记”的意义，成了人们认祖归宗的“生物凭证”。
正是这种集体记忆的层累式“艺术加工”，让这些传说以近乎“魔幻”的方式，在民间代代相传，它们比历史事实更“真实”地存在于人们的文化基因中，并转化为“身份标签”。
记忆的建构：大槐树如何成为精神原乡？
洪洞县那株家喻户晓的大槐树，其“移民中转站”的身份疑点重重。景区宣传的古槐“三代同根”，究竟是生态奇观，还是后世附会，笔者不妄下定论，留待读者自行思量。
再说地理方位。洪洞地处晋南，距离河北、山东、湖北等主要移民迁入迁出地千里之遥。而山西北部、中部的移民，何必舍近求远，齐聚洪洞？据《中国移民史》统计，明代大移民迁移人口达千万之众，山西移民只是其中一小部分，主要流向河北、河南等地，向西北的移民比例较低。当时洪洞县人口仅九万多，如何承载如此规模的移民集散？更关键的是，官方文献对“洪洞大槐树”只字未提。《明实录》记载移民只说“徙山西民”，未提洪洞。山西与洪洞本地的明清志书，也无“大槐树移民”记录，直到民国十年修县志，才首次出现相关内容。历史学者赵世瑜认为，洪洞大槐树与广济寺，更像是后世建构的文化符号，而非真实存在的移民枢纽。
那么，这株大树是如何长成的？民谣又是如何传开的？追根溯源，竟与民国时期一位山西士绅有关。宣统末年，曾出任过州府典史的洪洞县贾村人景大启，辞官回乡。1914年，为弘扬地方文化，集资创建“古大槐树遗址”。1921年编纂《古大槐树志》，将民间零散的传说整合为系统的“移民记忆”。当时正值晚清民国“民族国家”建构的浪潮，大槐树被赋予“汉族正统”的象征意义，成为凝聚族群认同的图腾。
1931年，经时任洪洞县长柳蓉、邑人柴汝桢等人增补，出版了《增广山西洪洞古大槐树志》，通过序言、题咏、族谱资料等构建大槐树移民叙事体系，将地方传说提升为国家民族记忆，成为近代集体记忆建构的典型案例。此后，“寻根说”如滚雪球般扩散，华北、西北、西南的民众，为强化自身主体民族身份，纷纷将族谱攀附追溯至山西大槐树下。
因大槐树的传说影响深远，百年来在移民后裔中广泛传播，不断拼贴嫁接，来对家族记忆进行想象性填补，使得这场寻根问祖行为逐渐艺术化、符号化。这是对“根”的渴望、对“家”的向往、对“同根同源”的认同。人们寻找的不是一个精确的地理坐标，而是一个能安放乡愁的精神原乡。
这里笔者说个题外话。在陇东平凉崇信县，有一棵三千年的大槐树，号称“华夏古槐王”。它比洪洞大槐树更古老，且至今冠盖如云，枝繁叶茂，让人惊叹。为何这棵古槐却未能像洪洞大槐树那样，超越历史与地理意义，成为全国人民寻根问祖的精神根脉？
答案显而易见，崇信大槐树受地理环境的制约，文化传承的差异，缺乏一个像景大启那样的倡导者和推动者，缺少一部像《古大槐树志》那样的系统性叙事文本，更没有赶上“民族国家”建构的历史机遇。而一个文化符号的诞生，需要时代风口与人文叙事的合力造势，而非仅凭树龄的古老。
多元的血脉：陇东各县移民的真实源流
陇东的移民史，实则是一部多元融合的迁徙图。回望历史，甘肃及陇东移民多经陕西进入，如《明太祖实录》载“徙陕西民实兰州”，与洪洞并无直接关联。《明史·兵志》记载的明代卫所调防制度，有军户从江淮、江南迁入陇东，驻屯于平凉卫、庆阳卫，留下“江南营”后人。加上明韩王驻藩平凉200多年，为王府服务的数万江南人先后留在了平凉。清末，西北陇东各地人口锐减，清廷从河南、湖北迁入移民，填补荒芜。
此外，陇东作为古丝绸之路上的主要交通枢纽，自汉唐以来，西域、中原移民不断涌入，如汉代匈奴、月氏等内迁，唐代“徙山东豪族实关中”波及陇东，宋代充实边城，元代“探马赤军”屯垦六盘山东西。这些移民或因战乱，或因屯田，或因垦荒，来自五湖四海，而非单一的山西洪洞。史料证明，大槐树移民的传说，在时间与空间上均存在错位。移民后代因没文化或见识有限，受民谣传播影响逐渐“被洪洞化”，将他乡认作故乡。
正本清源。“大槐树移民”记忆并非严谨史实，而是后世建构的产物。赵世瑜指出，该传说存在明显的族谱造假与记忆重塑现象，主要形成于晚清民国时期。其背后是山西乡绅文人的推动，迎合了民众对故土的眷恋、对先辈的追思和对族群认同的渴望。这恰恰印证了历史事实与集体记忆的交织，共同构成了我们理解的“过去”。
源于民间传说的耳濡目染，致使全国各地许多并非山西籍的移民后裔，包括部分陇东平凉、庆阳人，不知祖籍在何处，都“自愿”认洪洞大槐树为根脉。这种符号对真实过往的“覆盖”和“重构”，正是一种“超现实”的文化现象：一个象征物的影响力，超越了它所代表的历史实体。
今日的平凉、庆阳，人们依旧传唱着“大槐树”民谣，指着脚上的两瓣指甲，讲述着“解手”“背搭手”的故事。这些记忆如同古槐的根系，深扎于黄土，滋养着一代代人的乡愁。然而，传说与史实终究有别。尽管我们无法改变百姓口口相传的民间叙事，那是因为这株大槐树早已成为“文化的真实”。但在情感需求之外，我们需以史为鉴，借助官方文献与历史地理逻辑，还原移民史的复杂性。既要尊重那株被传说浸润的古树，也要铭记那些来自江淮、中原、湖广的真实足迹，它们共同构成了陇东人多元的血脉。
慎终追远。所谓故乡，便是祖先栖居过的地方。人们之所以跋山涉水，奔波千万里寻根问祖，除了想弄清楚自己从哪里来，更重要的是为无处安放的灵魂，觅得一方精神家园。只不过，这方“家园”，未必是祖先的家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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